《奇葩说》冉高鸣：歇后语来自碎嘴的朋友和民俗且生活的妈
2021年1月9日，《奇葩说》第七季晋级赛第二场，身为反方二辩的冉高鸣在立论反对“前任点评APP”时的最后一段发言中说，“在一起，我们面对，面对的是携手前行的誓言；分手了，我们是背对，背对的就是不再打扰的承诺”，这段发言引得场内场外一片唏嘘。1月21日，晋级赛第二场，再任二辩的冉高鸣形容“在家长群跟风”的家长们，天天都要“等风来”，告诫家长“孤舟蓑笠翁，没事别跟风”，又贡献一波金句热搜。
冉高鸣自认为不是什么“深刻”的人，对非常深刻的辩题感触不多，反而是生活琐事对他会有很大的触动。海选的时候有一道题目是，“同事买了假包在公司炫耀，我要不要戳穿他”，冉高鸣很喜欢那个题，觉得很生活，自己可以有很多发挥。
有人喜欢生活类的题目，也有选手说，这一季的辩题比较“琐碎”，没有“美术馆失火救画还是猫”那种宏大的辩题。在冉高鸣看来，这一季的辩题更加生活化，实际上也是更加精准了。比如说“全职爸爸”，这个题目就是给那些正在犹豫要不要做全职爸爸的人，“真爱和狗”就是给那些养狗和伴侣怕狗的人，很明确的投射出了谁是这期辩题的受众。“不像原来一些非常宏大的题，它可能是一些道理之间的论证，现在更多的是感受和经历之间的交流。”而需要“破脑洞”的辩题也是冉高鸣自认的“短板”，“一般脑洞题都需要用比较强的文化储备来支撑，这个东西我没有。我比较喜欢打生活题，我有生活经验，琐事越生活化，我越有可说的东西，越能够写出段子。”
虽然身为这一季的“人气选手”，冉高鸣却觉得自己每个题都发挥得不好，稿子没有完美的，只有时间越长就会越好，而自己，就是一直会改稿子的人。
像肖骁姜思达傅首尔，就是不像自己？
——我觉得没有必要管
这一季《奇葩说》中既有颜如晶这样的专业辩手，也有“女团成员”李佳洁这样“野路子”出身的选手，和他们相比，冉高鸣觉得自己的优势就是更熟悉这个舞台，《奇葩说》的观众对他有一定认知，所以在观众印象上会有优势。
冉高鸣实在是参加了太多次“奇葩系”节目了——第一季便现身，参加过七季比赛中的五次海选。参加第一季《奇葩说》的时候，冉高鸣还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学习，海选后被淘汰，当时马东说，希望两年之后你再来，冉高鸣就一直记着这件事情，希望自己有能力再次站到这个舞台上。从那以后，他一直在录制语言类的节目，希望自己在语言方面能够得到更多的增长，包括后续录制的《我是演说家》。
第一季去《奇葩说》的时候，冉高鸣“啥也不知道”，那会才上大学二年级，他形容自己更像一个“没见过世面”的小孩，此前参加一些节目也经常被淘汰，就觉得无所谓。但是《奇葩说》第一季播出就成为现象级综艺，那个时候冉高鸣确实心里难过，觉得自己没有把握住这么好的一个机会。第四季去，冉高鸣被大家讨论上热搜，被网友批评，也有网友关心，当时自己还是蛮难过的，毕竟第一次被恶骂上热搜，但后来他索性想开了，自己不完全是一个靶子，而是一面镜子，被大家讨论。比如说他模仿肖骁，冉高鸣坦言，无所谓，“说我像谁的都有，原来说我像肖骁，像姜思达，后来说我像傅首尔。我谁都像，就是不像我自己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管。”
参加第六季《奇葩说》，那个时候冉高鸣的心态就好了很多，可以把《奇葩说》看做是一个机会和一个节目，如果能证明自己当然更好，如果不能的话，那就只能说明自己不合适。“没有那么明确的想要，也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戾气”，所以整个人看起来也会更招人喜欢一些。
从参加第一季《奇葩说》时候的青涩，到如今的人气选手，七年时间，冉高鸣也变化了很多。他自认为不是擅长读书的人，所以一直要求自己要有丰富的经历，是一段段不同的经历，决定了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其次是心态上的进步，他曾经是带着戾气来这个节目，着急，不接受失败。“现在真的学会和自己和解，接受了差距，也反而有了踏实努力的心态，人看起来也更温和了。”当然也有人不理解他，冉高鸣说，他觉得当年的《奇葩大会》给自己带来的最大的痛苦是来自于妈妈看到了那些对他的攻击，没有办法缓解。
读研究生、支教、兼职表演“喷火”
——节目透支“27年的所有经历”
冉高鸣曾经在节目中讲过一段被广为流传的让人动容的经历，为了能赚钱养活自己，他去朝阳公园表演喷火、到动物园扮成东南亚混血和海狮互动。喷一次火能赚80块，靠着喷火一个暑假赚了四千块，他笑称现在的自己之所以略显阴柔，就是因为那个暑假喷光了所有的阳气。在动物园当驯兽师的时候，冉高鸣说，有一次妈妈来看他，可是在表演的时候却没有找到妈妈的身影，后来才发现，全场观众都在笑的时候，妈妈却躲起来哭了。这段经历也使得#冉高鸣喷火#的热搜标签居高不下。
冉高鸣说，这段经历是他在《奇葩说》最后一次讲述了，也是这段经历的一个句号。“公园喷火”在事业上并没有给他带来特别大的技能增长，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故事，它变成了一段素材。之前网友说，冉高鸣这样说会不会冒犯到做那些职业的人，在冉高鸣看来，自己并不是以喷火为生，这只是一个他的经历和体验。“所以我并不定义为冒犯，他对我来讲只是一个经验和故事，具体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成长，我认为没有。不要为了吃苦而吃苦，不是只有靠吃苦换来的成长才是成长，而吃苦本身就是吃苦而已。”
这几年续读研究生、去四川支教、在公园兼职“喷火”，冉高鸣的经历很多，最近两季节目几乎透支了他“27年的所有经历”。作为“生活体验派”选手，冉高鸣也有这个顾虑，也很怕以后如果节目再去参与录制，没有故事可以讲了。“因为我读的书不多，所以只能从人生阅历上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新鲜感。可是我的岁数就这么大，没有那么多经历，这一年要做更多的事儿吧。”
在辩论中，冉高鸣会将自己代入辩题的角色，寻找与当事人情感的交集，还不够的话，就干脆直接去体验生活。为了准备与全职爸爸相关的人生盲区话题，冉高鸣还特意去当了一天的“实习爸爸”。冉高鸣说，自己不是故意要去体验生活，他是一个比较擅长反思的人，愿意从一些生活的小细节中去回看，回味一下当时的状态，去想这件事情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启发也好，教训也好，经验也罢，让下次的时候遇到同样的事情，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，或者能够做得更好。
为何“哭得好好看”？
——因为妆化认真，吃了妆化的便宜
如果不录节目，冉高鸣可能会去卖保险，并且他信誓旦旦，即使卖保险，也是销售冠军。因为妈妈就是卖保险的，妈妈的客户资源都是他的，而且自己也很愿意推销。“保险是人这一辈子一定会需要的，你能说你一辈子不生病吗？如果生病，有一份保险是不是就是今天的你可以给明天的自己买的一份保障呢？”
现在说起话来的“头头是道”并不源自于儿时的兴趣和训练，冉高鸣小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辩论，他形容自己最多“只是爱吵架”。实际是，小的时候冉高鸣很胖，不太敢跟别人发生正面冲突，而且一个胖男孩儿，甚至不那么阳光的男孩儿，可能在班里就是会受欺负。“那会儿也不敢说，但是所有的毒舌能力都在骨子里慢慢滋长，能量在逐渐训练，瘦下来之后就可以释放了。”
冉高鸣身上的标签不仅仅是“毒舌”，节目中总是看到他坐在那儿哭得梨花带雨的。冉高鸣说，在立论中他是绝对不允许自己哭的，即使情绪到了，最多也只是哽咽，如果立论时哭，对观众、节目都很不负责。下了比赛场到别人辩论的时候，一方面积累下来的情绪可以释放了，一方面别人讲得好他也会哭。至于为何“哭得好好看”，冉高鸣笑言，哭倒没练习过，可能是因为妆化的原因，“我化妆时间是最久的，因为我要和我的化妆师一起打磨，对，我对化妆的定义是打磨。这玩意儿怎么练习，总不能在家里天天想着自己的狗过世了吧，我就是因为妆化认真，真的是吃了妆化的便宜，所以哭起来会好看，推荐大家使用持妆的粉底和防水的眼线。”
“节目组的人都知道：女生10点化妆、男生11点化妆，冉高鸣9点30化妆。”这是网上流传的关于冉高鸣“妆化”时间表，冉高鸣说，没有人不在乎外表，只是他比别人更在乎。“我觉得如果辩论不如别人，那就让妆容比别人更加精致吧，总得有一个在这个台上比别人强的东西来撑住自己的自信。”
“生活中我也还是有一点点Drama的。”冉高鸣坦言，但一定不是那种时刻都在节目上的状态，“那多累呀，而且那是我的工作状态，我是要靠那个挣钱的，我生活当中跟朋友这样？他又不给我钱。”
#快问快答#
新京报：作为节目中的“歇后语小王子”，这么多歇后语怎么积累的？
冉高鸣：基本上就是生活里我有很多碎嘴的朋友，我也有一个非常民俗且生活的妈。
新京报：从节目表现上来看，你好像没那么犀利毒舌了，“攻击性”也没以前强了，是因为你变了吗？
冉高鸣：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心态变了吧，我也不太愿意有那么多的棱角了，就是人岁数越大，相对来讲会越平和。甚至妄图以理服人。但我在这个舞台上依然算是很吵的，也很凶的。
新京报：上了《奇葩说》之后，知名度是不是打开了？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物质上的改善吗？
冉高鸣：当然了，录制《奇葩说》之后，借着这个平台确实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我认识我，甚至是喜欢，会带来更多的机会，然后在经济收入上也会比原来好一些。
新京报：你生活中是不是也是非常喜欢讲逻辑“辩论”伶牙俐齿的那种人？和朋友吵架的话，是不是必赢？
冉高鸣：我生活中只是对自己的生活反思会比较有逻辑，跟朋友之间更讲究的是情绪。我觉得吵架不一定是为了赢，吵架只是为了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，你如果连吵架都为了赢，也活得太累了吧。
新京报：在历届《奇葩说》的选手中，自己最希望可以和谁有一场交锋？
冉高鸣：最期待和傅首尔，因为是她鼓励我来这个节目的，我想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一次，而且有很多人说我们两个人有点像。
新京报：有什么解压的生活方式吗，自己平时还喜欢做点啥？
冉高鸣：做饭和弹琴。压力大多数来自于做的事情看不到结果。不如做一点可以快速提高成就感的工作。比如说做饭，把食材做成一桌菜肴会很快速地获得成就感。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差。
新京报：你觉得自己是“奇葩”吗？
冉高鸣：不是吧，只是愿意表现出自己的个性，谁都有个性，只是你愿不愿意表现。愿意表现，就会被人定义为不一样。
新京报记者 刘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