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升阳 宋陈
黄河自韩城独泉乡老鸦坳进入陕西境，由北向南穿行于石质峡谷，出禹门，由宽约100多米的峡谷河槽，骤然展开。宽阔达4公里以上的漫滩河谷，流经韩城、合阳、大荔，接纳渭河、洛河，急转向东，出潼关飞流三门峡。
这流域黄河可分三段：上段自禹门到芝川，长约45公里，河宽5公里到8公里，最宽处达11公里；中段自芝川到合阳东王，长约30公里，河宽3公里到5公里；下段自东王至潼关长约60公里，河宽6公里到20公里，是黄河大幅度的游荡区。
东王至潼关段，含40多公里大荔至潼关段。这一段由于洪水时上宽下窄，受卡口约束，又有洛渭河汇入，再受华山阻挡90度转弯，多次发生河口、河床变迁，致使桀骜不驯的“黄龙”一阵滚向东，一阵滚向西，极不稳定。河西岸距朝坂有的地方长二三公里，有地方长约10多公里，甚至更长，裸露出整片整片的黄褐色滩地，大约有70万亩到80万亩，而这些滩地又随河床的滚动，时增时减，随之带来的就是滩地不时地变更，拥有滩地的人们也常因地亩的不时的变更，面积的变更，地亩位置的变更，地界不清，不是少了参照物无法辨认，就是对退水后的嫩滩稀泥沼泽一筹莫展。因此不仅给耕种者带来困难和矛盾，也是管理者——明清时期到上世纪初期政府要征收土地税费的棘手事；也因为土地的飘悠不定，户与户争吵的有，打架的有，诉讼官司的有，村与村的械斗中伤亡的有，甚至山西、陕西的官司、争斗也常年不休。于是破解这个难题的钥匙，一种俗称“鱼鳞册”的地籍图册应运而生。
“鱼鳞册”，又称鱼鳞图册、鱼鳞图、鱼鳞簿，是清沿明制用于土地受理中的登记册，亦称丈量册。通俗的解释，就是经过实地测绘的土地依田地位置按次排列、长宽名载、地形各异而绘制的土地登记簿册。因它在记述中排列顺序不乱，标明地权左右人名类依鱼鳞一般，层次清楚，使有很多不确定的地亩界牌有了较为准确的识别记载，人们形象地称为“鱼鳞册”。
为了探查“鱼鳞册”的秘籍所在，我采访了大荔县档案馆馆长宋晓勤和管理股股长陈新立，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一睹“鱼鳞册”的真面目。
卷宗包裹的内部一打开，一股书香直扑肺腑，望着古香的靛蓝色封面，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。在两位专家的指导下，沐浴后的手，小心翼翼地翻动着年久月深的软弱纸张，那恭笔正楷的书写，力透纸背的功力，整齐划一的列排，无不展示出前辈们严肃认真的缮写姿态。穿梭在时空隧道中，“靠滩吃滩”的芸芸众生像不时浮现在眼前：受河水泛滥，河道变化的影响，形成的河滩经济，丰富的自然资源，禀赋于沿河居民除在河滩地上进行棉花、花生、粮食种植外，还栽植桃树、杏树、林檎、枣树、梅李，牧放牛羊，渔业水产，发展航运，在这“流动的土地”上，学会了选择和适应，懂了从滩涂获取收益的“河滩经济”。因而更显得坐实田地位置的重要，这就必须借助于“鱼鳞册”。正如《营田庄四社各藏地册序》中写道：
昔嘉庆二十五年，上辛庄郝连奎等以滩地之故，与我庄争讼五年，结案之际，言我庄鱼鳞册地盖伊村直地之头，不便于径行，要与我庄私意兑换一角，且曰，如恳允，虽连年兴讼，而情谊犹在，和气自此常存矣。我庄迫于面情，递以鱼鳞册址以东南角兑换伊地西北角，两村兑换之地大约多寡相若。及今四十余年，彼俱无□□（此处两个字模糊不清），恐世远年，湮后人懵懂不知，故绘图详说而为之记。（文内标点系笔者所加）
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，“鱼鳞册”在滩民交往中的重要和它的威信所在，随后便是各户名下的地亩宽窄长短、面积多寡的鳞次栉比的登记。
为解决负担不合理的矛盾，也由于土地买卖久未更名换户，抑或纳粮户与地亩不符，常常为此民间与官府、民与民之间发生摩擦纠纷，是社会极不安定的因素之一，“鱼鳞册”在这里就突显了安民的功效。《朝邑县地粮总说》记载：“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，朝邑对全县土地进行清丈，耕分为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、磁几等”，其中，磁地就是河滩地，也是最差的土地，以鱼鳞册为蓝本，再经界定，避免了地界不清，权属不明，地亩与赋役不符而引起的矛盾纠纷。清康熙二十年（1681），黄河水东移，水退地出，朝邑的加里庄内的村民（今范家镇辖地）争夺滩地，相打相告十余年，邻村营田庄的党永息、党中伟、赵加佐、党中持不忍坐视旁观，将加里庄的鱼鳞相掺，多寡不同，长短不齐的地亩，照数清丈清算，兑为一段，各占一所，遂平息了争端。清道光十六年（1836）二月，河东水退地出，崖上东高城（今两宜镇辖地）村人卖了北乌牛村（今范家镇辖地）河东滩地口岸，后来南乌牛村、北延寿村（均属今范家镇）状告了北乌牛村，经知县堂讯，东高城没有地册为据，北乌牛村东有《减明红册》，西有《鱼鳞红册》为凭，又有沿河上辛庄、营田庄、辛村、雷村（均属今范家镇辖地）乡村作证，断定东高城村无凭无据耕种河滩地，到了第二年再起讼案，官判“岂有高城王姓尺寸分厘毫之地乎”，各自具结，东高城不得耕种滩地，这一案例，再次标明了肆意买卖滩地，造成土地紊乱无序而引起争端，又是“鱼鳞册”使之泾渭分明，息了诉讼，它不可小觑的功劳又一次彰显。
过去滩地争执与解决，常常引起村庄族群之间的冲突，又牵进国家与社会的伦理关系矛盾。笔者曾多次与今赵渡镇（原黄河滩区、平民县域境）、鲁安村、大庆关村多名70岁以上的老人们交谈，他们说，那时常因土地界畔发生争执斗殴，若甲方种了棉花，乙方把棉花地犁毁，种上豆子；要么因挣地抢种败落，便在收获时抢收，偷盗成熟的庄稼，报复对方，弥补自己的损失。有一年，大庆关西北沿河七八个村子分得新垦滩地，各村的面积都较大，引得其他沿河各村没有划拨滩地的不满。因为这次土地划拨滩地地册不仅没有反映村庄滩、塬上土地的实情，而且也没有反映出滩地的全貌，一些地册只反映了滩地的某一块，所以造成诉讼械斗，以营田村（今范家镇辖地）为例，据清同治五年（1866）地册记载，这个村地册类型多达10卷，表明河道西侵，冲蚀土地，村庄西迁，对于这状况，村民依然靠这个地册，“鱼鳞册”延续维持着各类土地转化为滩地的权利，少了村际之间的冲突。后来，经地方政府勘界注册，无论河道东西变迁，河滩地如何变形，也都在内部以“鱼鳞册”秩序协调纠纷，甚至也可应对邻村或者其他族群的纠纷，“鱼鳞册”把它公平、透明、讲理的职能挥洒得淋漓尽致。
河滩地属于特殊的土地类型，也只是沿黄河村庄土地的一部分，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在那个年月不时饰演的这个闹剧，给百姓们带来了诸多羁绊和灾难。滩地发生的诸多矛盾，产生了造册登记、绘图划界、确认地权等一系列的描绘村庄农户的“地权册”——“鱼鳞册”，不能不说这是黄河儿女的智慧结晶。
来源：渭南新闻网